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评论界对他的创作的评价可说是毁誉参半。在他死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创作的意义越来越为世人所肯定。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大量专著论文中，陀氏时而被描绘成自然主义者，时而被描绘成象征主义的先行者，时而被描绘成现代派的鼻祖，时而被当作尼采学说的拥护者，时而被当作基督教宗教家，时而被当作存在主义者。每种说法似乎都有各自的依据，却又都无法涵盖陀氏的全部创作。
当代俄罗斯文艺学家弗里德连杰尔在他的专著《陀思妥耶夫与世界文学》（上海译文版）中把陀氏创作放在世界文学与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研究，颇有创见。作者首先指出陀氏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充满悲剧性冲突的过渡时代。因而陀氏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许多错误和谬见，但他坚信自己正生活在一个“首”和“尾”交替的时代，正站在人类文化的一个伟大新纪元的门槛上。因此，他以其独创的悲剧小说这一体裁，撼人心魄地具体再现了他那个时代及其后数十年的俄国生活和西欧生活的许多悲剧特征，孜孜不倦地和紧张地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陀氏并不能对自己作品中所提出的那些人类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答，但他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及其人道主义精神却始终贯穿着他的全部创作。这一点足以说明，一些当代西方文论者把陀氏说成当代尼采的“超人”学说和弗洛伊德主义或存在主义的“荒诞”哲学的先驱是毫无根据的。接着，作者又分析陀氏的美学观，指出陀氏审美观的两个决定因素。其一是他承认审美上的美与和谐的标准不仅是远古时代和谐生活制度的反映，而且也是人类未来生活制度的象征。其二是他承认自己所处时代是社会、道德和审美方面极不和谐的时代，当代的艺术和文学就应真实地表达出这个时代的全部激烈冲突和悲剧特征，而不应该人为地掩饰它们。所以，他一方面把艺术上的最高地位赋予荷马、拉斐尔、拉辛、克洛德·洛伦、普希金，另一方面却宁愿舍弃“美”而醉心于“不和谐”，舍弃“健康”而醉心于“病态”，以便把他那个时代复杂与不和谐的“混乱”现象连同其内部所固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暴露和表现出来。这种自相矛盾的美学观使陀氏的创作具有了“紧张性”、“病态性”、“荒诞性”的特征。正是这些同极其动荡紧张的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相吻合的特征，使陀氏的创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并获得了当代读者的认同。最后，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地论述雨果、列夫·托尔斯泰等对陀氏的影响、并通过具体作品的对照分析，论证了陀氏的《罪与罚》一书对法国现代的三位大作家———布尔热、纪德和加缪的影响，以及陀氏创作对二十世纪德语文学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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